随着高铁、轨道交通、私家车、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性得到空前加强。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高频次、复杂化的人口流动成为制约城市应急管理的瓶颈。

　　另一方面，“新基建”如火如荼，各省份相继公布2020年投资计划，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占比明显提升，为城市装上智慧大脑，再次站到了新风口。

　　然而“智慧城市”已建设多年，在这场战疫大考中，许多城市的疫情阻击堪称原始：手工登记、一次通勤中多次重复测温、跨市检查站扎堆……

　　超大规模的交通路网，是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吗?在人流监测、疫情预判等方面，智慧出行能提供哪些有力支撑?城市的新基建如何避免进入新陷阱，出现数据孤岛?疫情之后智慧交通又会迎来哪些发展机遇?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中国城市报特别邀请了智慧城市、城市出行领域的专家和企业管理者，为疫情下的智慧交通建言献策。

　　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

　　大数据+“新基建”既改善城市运营又能提高回报

　　城市交通路网的建设不可一刀切。在高人口密度地区，建设超大规模的交通路网的确是正确方向。但即使在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也要考虑交通路网的范围和密度，一般一线城市的日通勤圈半径约为50—70公里，超过这个范围高铁就能满足需求。

　　近期，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上疫情冲击，政府希望通过“新基建”来拉动经济增长、稳就业，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新基建”必须要注重投资回报，投资跟人口流动的方向一定要一致。否则不仅没有高回报，甚至还可能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

　　在人口集聚的超大城市以及都市圈，如何科学、智慧地形成大规模的交通路网?这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如根据人口的流动方向、居住空间分布，去估算对于通勤的需求，进而为基础设施和轨道交通的规划提供参考，让投资更有效;反过来，交通规划也将影响人们的就业居住等模式。综合来看，通过大数据与“新基建”的结合，既可以提高城市的运营效率，又可以改善其投资回报率。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智慧交通在一些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且应用广泛：如在山东济南，就曾利用滴滴的大数据管理城市红绿灯;手机地图提供的车流数据让市民合理安排出行;疫情期间，通过输入手机号已经可以监测14天内每个人的行动轨迹等等。

　　在利用大数据建设智慧城市方面，还有两点改进建议：第一，需要在不同数据拥有者之间，打通数据的接口，目前这方面做的还不是特别好;第二，大数据应用场景本身涉及到跨学科，如果只是拥有数据的单部门来开发，效果并不一定很好;如果有一些数据资源可以向社会开放，由不同学者、不同机构相互协作，效果就会好得多。

　　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大城市的大数据资源也非常丰富，这在世界上是有优势的。一些数据也只有当人口多达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显示其价值。因此，我国应利用超大人口规模的这个优势，把大数据更好地用在城市的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城市运营效率的改善上。

　　哈啰出行单车事业部总经理褚轶群：

　　复工后一线城市骑行量翻倍

　　单车赛道进入智慧化竞争

　　共享单车从诞生起就伴随着赞美与质疑。共享单车虽方便了出行，但也曾因乱停放、损坏率高等饱受争议。在最初的大潮褪去、面对疫情这样的突发城市公共事件时，共享单车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哈啰大数据为例，今年1月以来，湖北武汉市内的求医出行单车需求比疫情爆发前约增长5%;尤其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市内公共交通停摆的情况下，共享单车成为了市民求医出行的重要选择。

　　复工后选择共享单车出行的市民也显著增加。据统计，复工以来一线城市骑行总量已实现翻倍。比如在广东广州，3月9日，早高峰共享单车骑行量已经是2月10日复工开始前的5倍多。

　　在配合城市防疫方面，大数据后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快速调整路面运维人力资源分配和运输车辆调度，可在特殊时期保障效率。比如在武汉，疫情初期有大量骑行以及长距离骑行发生在医疗机构、药店、超市附近，这就给运维和消毒工作提供了明确信号。进入复工周期后，我们也率先与四川成都、浙江台州等地疾控主管部门联动，把骑行数据后台对接城市健康码系统。

　　疫情也给所有企业带来新挑战和新思考。比如，疫情期间各家单车企业都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持续消毒，这是行业团结一致为抗疫作的积极贡献，值得肯定。

　　疫情催生了很多无接触场景，共享单车的行业特点之一就在于此。但单车运维小哥不如外卖、快递与用户有高频次直接互动，在服务提供商与用户从不直接见面的情况下，共享单车如何把服务做好、做细?这是行业长期思考的问题。着眼点包括提升APP使用体验、提升车辆定位精准度、基于大数据进行车辆潮汐智慧调度等等。

　　单车赛道的竞争如今已经成为数字化、智慧化的竞争。共享单车要想同时实现服务用户和提升运营效率两个目标，我认为走技术路线是最佳解决办法，如我们已为浙江温州、嘉兴，江苏无锡等城市提供定制化“智巡”服务，帮助当地警务实现指挥调度系统“一张图”作业及可视化指挥;而新一代蓝牙道钉电子围栏可识别小于10厘米的定位误差，这将引导单车用户的精准停放，缓解城市出行乱停放、找车难。

　　阳光海天董事长兼CEO闫亮：

　　疫情后将掀起无人管理数字化浪潮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旧马车”逐渐被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以及新全球化(一带一路)所替代。深度城市化激发了内需潜能，创造出了巨大的投资和需求空间，尤其在疫情期间，城市级停车项目、智慧停车的建设需求被深度挖掘。

　　比如广东佛山是疫情后首个出台政策鼓励汽车消费的城市，与之配套的相关政策中就提到要推动停车设施建设。可见，停车在城市静态交通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各地重视。

　　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的产业重塑至关重要。如AI和云计算能够综合泊位数据、运营数据、存量数据，利用城市停车大数据，制定针对性管理方案，一方面可实时掌控静态交通实况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还能盘活停车资源，解决城市“停车难”。

　　停车产业是一个较“重”的行业，疫情期间车流急剧减少、员工不能及时返工，企业运营也受到挑战。这时，我们开发的AIPP(all in one parking platform)的停车智慧管理平台的优越性就体现了出来：通过AI远程操作，加大无人管理的力度，测算后可把运营成本降低15%—20%——这对大量依赖人工的传统停车场是个新机遇，预计疫情后将掀起一波更猛烈的无人管理数字化浪潮。

　　用数字化的手段解决“停车难”也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风口。目前我国车和车位配比严重不足，为1：0.5;而国外的平均配比数据为1：1.25。统计数据也显示，国内汽车数量的增长速度也远远大于在建泊位数的增长。汽车保有量超过200万辆的城市已至少有30个，因此除了增加汽车泊位，最重要是提高周转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令停车“活”起来，将是智慧交通的重要方向，这方面我们在广东肇庆、贵州遵义红花岗区等地的城市停车实践都走在前列。

　　未来，5G、充电桩都是“新基建”的发展方向，停车场可成为继餐饮、影院后的商城第三主力店。装上“智慧大脑”后，停车场还可以实现实时动态定价、车位提前预约等功能，这也能从一定程度缓解城市“停车难”的现状。

　　奥雅纳中国区交通咨询副总监、东亚区数字化交通负责人何定国：

　　可用交通大数据安排防疫错峰出行

　　超大规模的交通路网是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事实上，我国交通在建设速度、设计网络、成本优势等方面，现已成为国际许多城市的学习对象。疫情期间，正是这样高效的交通网才能将物资和医务人员快速送到目的地。

　　疫情也给智慧交通带来新启发。目前各地虽采用弹性方式陆续复工，一些公交点、地铁站在早晚高峰时仍出现了严重人流拥堵，既浪费时间又增加安全隐患。

　　这时，可以研究用大数据安排错峰出行。如企业复工需要先提出申请，这时可先搜集员工的数量、出发点、目的地等信息，进而可在一个区域或写字楼内制定错峰的员工上班计划;乘客走进地铁站，可以被告知去哪节车厢最合理等等。

　　另外，疫情期间出现了公共交通驾驶者感染新冠肺炎的案例，预计未来无人驾驶的研究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同时要提高交通大数据共享，令更多行业可以建言献策，如2019年11月，北京就对外开放了14项交通出行数据。

　　未来交通网络发展还需更精细化，兼顾“人性化”。如在枢纽站点的一体化上，高铁网、航空港网、公交网和地铁网都不应该单独规划建设，而是协同发展。在过去，地铁换乘距离不合理，站点如何做到“无缝连接”舒适合理?乘客于各种交通系统换乘时，是否可以简化安检票检，“检一次”就已足够?TOD模式下，枢纽集中了大量人流，需要进一步掌握乘客行为，怎样把人流变客源，随之提升地块价值?这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完善的交通规划还要兼顾“可变性和弹(韧)性”，比如路面行车道的宽度设计，虽目前是满足需求的，但未来随着共享车辆及无人驾驶等技术的发展，远期车道配建需求可能会减小，因此要充分考虑短期、中期、远期有可变性的差异化交通规划。